有的雪花已经融化，有的还在苦苦挣扎，而我只想记下其中几片飘落的过程 | 易小荷 一席第1000位讲者
我记录了这么多故事，这么多人，他们的生命细节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机会坐在外公面前问问他，你究竟发生了什么，经历过什么样的故事？而这些故事，再也没有人告诉我了。
有的雪在苦苦挣扎
2023.06.24 昆明
谢谢大家的掌声，我先做个自我介绍。
我叫易小荷，以前我每次介绍的时候都说，自己是一个过气的体育记者。今年在出版了《盐镇》这本书之后，我开始称呼自己是一个作家了。
我不知道是不是作家和媒体人都有这样的习惯，喜欢去观察一些生活中的细节。所以今天一开始，我想跟大家分享2021年我参加的一场葬礼。
我们四川的葬礼是这样的，在逝者家门口当街搭一个灵棚，棚内陈列着花圈、挽联和死者的遗照。棚外一字排开，是一张接一张的桌子。你们猜猜这些桌子是做什么的？是的，是打麻将的。
我们四川人大概是有一种很乐观的精神吧，对待生死大事马马虎虎，打起麻将来则一丝不苟。四川人发明了一种麻将规则叫“血战到底”，它还有个升级版，叫“血流成河”。我那年参加的那个葬礼就是这样，一边我看到一个人死了，他的亲戚在那里伤心。但另一边他的同事、朋友们，都在那里血流成河。
那天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秃顶男人，他在那边好像显得特别焦躁，一直在那里哀叹：“妈哟，人生就是那么无lài。”
他说的并不是“无赖”，而是人生很“无奈”，我们四川人在发“n”这个音的时候是很困难的。然而他感叹的其实并不是这个逝者的人生遭遇，或者是这场突如其來的死亡，而是他已经连着打出去三张八万。
陶渊明的诗句里说“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已歌”，但是那一天当我亲眼目睹一个人的死亡我才发现，原来一个人的死可以这么地卑微，这么地无声无息。
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生命体验，也许你觉得是生命中一件特别无足轻重的事情，但是它有可能会引发所谓的蝴蝶效应。
2021年的那场葬礼，它激发和放大了我的记忆。让我想起来其实在我的生命中，曾经有一个跟我关系特别深的亲人，也是这样无声无息地就消失了。
我的家庭属于当时很少见的那种没有上一辈人在一起居住的家庭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全家人的概念就是爸爸妈妈姐姐和我。我从来没有那种跟更长一辈的人一起生活的经验，直到1986年的某一天，一个老头突然从天而降。
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一天，放学回家，我发现一大群邻居围在我家窗户前面，边笑边议论。我就觉得特别奇怪，我一看，一个陌生的老头坐在我家的桌前吃饭。他的长相一言难尽，但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：苦。
我此前真的从来没有见过有人是这样吃饭的，其实那天我妈只是炒了一个青椒土豆丝，他在那吃得狼吞虎咽，后来我想可能邻居就是被他的吃相逗笑的吧。
我那个时候年龄还很小，并不知道这个老头子他是谁，完全不清楚这个人的到来对家里意味着什么。似乎就是饭菜更丰富了，饭桌上多了一个跟我抢菜吃的人。除此之外，就是妈妈的心情好像变得特别好。
但他也给姐姐和我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规矩，吃饭的时候不许爸爸帮我们剥花生壳，不许帮我们搛菜，碗里不许剩一粒米饭等等，更不许有人反驳他，否则他就有可能随时把他面前的桌子给掀翻。
他显然就是一个特别孤僻的老头，甚至不许我们叫他外公，一叫就会令他勃然大怒，他觉得“外”字意思是说他跟我们很疏远。
那个时候我们家住在大杂院，没有任何隐私和秘密，经常会有邻居想跟他打个招呼或者聊聊天，但是老头子从来都是充耳不闻。以至于邻居们都说他是个聋子，他也似乎完全没有朋友。
他每天都待在家，好像只有去接我放学的时候，他才会偶尔出去一下。那个时候他的视力已经相当不好了，他时常会拿着一个放大镜，像考古一样地对着一本书或者是一张报纸，一看就是一整天。
在我的印象中留下的关于他所有的记忆，就是他那张特别疏远的、冷漠的脸。但是不管什么时候，提起他带来的那些书，比如说他喜欢的《契诃夫全集》，他订阅的《纵横》杂志，他脸上的线条就会稍微柔和一些。
我记得他送过我一套《尼尔斯骑鹅旅行记》，我经常央求他给我讲里面的故事，那是他唯一对我有求必应的事情。我当时完全被那个童话故事迷住了，我觉得那个书里面的主人公（尼尔斯）可以变成一个小人，还可以跟着一个叫“茅帧”的鹅到处飞翔，太有意思了。
然后我外公特别奇怪，他从来都不会叫我尼尔斯，他总是叫我茅帧。我现在都记得他那时候会跟我说：小荷，你那么喜欢看书，总有一天你会变成茅帧。你就是茅帧，你会飞在世界的上空。
所有这些记忆慢慢地好像都被时间过滤掉了，我也不知道那一切是怎么发生的。唯一留下的记忆就是，有一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发现他床铺空了，连同着他带过来的所有书籍、他的物件、他的衣服都消失了。
可能是因为我年纪太小了吧，爸爸妈妈从来没给我解释过。奇怪的是，我再也没有听过人提起他。我甚至把他想象成凡尔纳《地心游记》走出来的人，只不过又回到了他的地底世界。
外公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语。
2005年我当时已经在美国采访NBA了。有一天早上我的电话狂响，妈妈打过来的，她跟我说，老头子去世了，在重庆乡下一个特别偏远的房间里面。妈妈在电话里痛哭了一场。
其实在此之前一年，妈妈曾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找到外公。外公住在乡下一个特别破败的房间，里面几乎没什么家具，全是杂七杂八的小东西。他吃的是煤油炉子煮的那种苞谷糊糊，穿的鞋是别人送的，衣服也是破破烂烂。
所以妈妈就说，爸，要不然过两天我给你洗洗衣服。结果老头子就板起脸说，你不要来得这么殷勤，我没有钱给你。
大概老头子以前跟我爸叨咕过吧，他说他不想变成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，就是那个把钱和爱都给了女儿，但是最后却死于孤独的老头。但是借用幺外公有一次和他吵架说的话：“浪个大个女儿在面前，你一分钱抚养费都没给过别个！”
所以2010年我去了重庆，去探访外公最后离开的那个地方，甚至还去了甘肃酒泉。
因为在母亲的讲述当中，激发了我更早以前的回忆。在他1986年到来又消失之前，妈妈曾经带着我去遥远的甘肃找过他。
那是我更小的时候了，我就记得我们坐了很久很久的火车。从自贡出发，仿佛睡了很多觉，摇啊摇，最后到了一个挂着牌子的单位。
等了很久我们被人带进一个办公室，那一群人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方言，指指妈妈又指指我。突然听到门口有人喊了一声什么，妈妈站了起来冲到门口，我也紧紧跟着她。
我发现妈妈满脸通红，嘴唇都在发抖，双手不知道哪儿放的样子。她就哽咽着，突然抱住她面前的这个老头，喊了一声爸爸。那一年妈妈已经三十四岁了，生平第一次见到她的亲生父亲。
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们去的那天，天上开始飘雪，那个场景太像电影画面了。更何况我来自于一个从不下雪的南方小城，所以我当时根本顾不上在哭泣的妈妈，满心满眼都是飞扬的雪花。
据说是在外婆去世多年以后，在酒泉的外公给妈妈写了一封所谓的认亲信。但是妈妈说，那厚厚的一包信随着搬家全都莫名其妙地消失不见了。
而当我这么多年以后再次去到甘肃酒泉的时候，在那个老头子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，才发现他在那里做了一辈子的小人物。就像当初他来我家时那样，他不擅长也几乎不与任何人来往，大家对他的称呼是“那个传达室的老头”“脾气很怪的那个人”。
我遍访家族长辈和曾与外公共事过的同僚，才勉强串成这样一个故事：外公姓魏，名启骏。他出生在重庆的一个大地主家庭，他们家也算是显赫一时吧，据说以前临江门上半城都是魏家的房产。
魏家的三爷爷民国时期曾经担任过重庆商会会长，后来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沈钧儒还帮过魏家打官司。魏启骏大学毕业以后一度想跟沈钧儒去北京发展，后来因为妈妈的反对才作罢。
外公是家里的老大，下面还有好几个兄弟姐妹。年轻的时候是很会享受的公子哥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皮鞋擦得锃亮，一有空的时候就骑着马四处打猎，游山玩水，又喜欢看书、谈古论今，一直到他上大政法大学，喜欢他的女生从来没断过。
1949年重庆解放，有人建议说，你们魏家最好是送一个人去参军吧。家里几个小的年龄不够，最后，魏启骏一个人成功入伍。
这也造成了后来“文革”的时候一个奇怪的现象，外公的妈妈，我称呼为祖祖，上午去开军属的先进会议，下午又以大地主的身份去挨批斗。
在朝鲜的一场战争中，魏启骏被一颗炸弹的冲击波震晕在壕沟中。醒来的时候，身边围绕的根本就不是自己那个作战部队的人。
护士伸出手指头让他辩认，他还没来得及辨认就晕了过去。他并不知道这漆黑的混沌中，远在重庆的家里人已经收到了他的阵亡通知书，提早几十年为他立上了一座坟碑。
那时候妈妈已经在外婆的肚子里了，外婆后来为了活下去，重新嫁了人，他们之间就永远这样错过了。
1956年外公转业回来，其实他是有机会留在重庆的。那一年恰逢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，无数的热血青年、知识分子都去了大西北，他也不例外，主动要求去了距离重庆两千公里的甘肃酒泉。在那里一所农校的传达室，度过了他的大半生。
1986年，他退休回到家乡，被爸爸接到我家，住了三个月又不辞而别。之后他去了自己的母亲那里，又去了妹妹那里，住在她家阳台上。后来因为和妹夫发生矛盾，又搬到养老院。
刚住了几天，在里面和一个老头因为一件小事大打出手。之后，他又去了弟弟家，租了其中的一间，每个月租金一百块钱。中间又因为种的花被弟弟剪了，两人发生争执，外公一气之下想回到甘肃酒泉，这时候却发现物是人非。
所以最后当他彻底地定居在这间破落的房子的时候，他已经七十五岁了。我不知道那么多年外公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他不光是给我，可能也给母亲留下了生命中最大的谜吧。
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幸运，后来在很无意中，我得到了一份外公的档案，那大概是当事人本人也看不到的政治记录。
他的档案中写道，魏启骏称赞《燕山夜话》“学识渊博”，“无限敬佩羡慕”，从此便开始通过写故事，学文说书表达自己。他在1965年写的《山外来了一个人》《语音是什么》两篇文章中，反对人民战争，宣扬“和平共处”。他说“战争是残酷的，不仅破坏人民的和平生活，而且带来极大灾难，大家各乐其业”，通过“和平竞赛”“和平共处”是完全可以达到的。
他因此在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改造了七年，档案中的结论是“遵守劳动纪律，从到干校来喂牲口、积肥，分配啥干啥，没有挑拣过，而且都完成的比较好。革众一致反映该魏劳动表现老实，认为该魏有改正错误、重新做人的机会。”
这篇档案以及我在别的地方搜集到的碎片，让我看到了一个我从来都不知道的外公，其实这也是所有亲人都不了解的流离的命运。在命运重锤之下幸存的外公，或许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晚年选择了闭口不言，甚至躲过亲人伸过去的手臂，宁可一个人死在那个租来的房子里面。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要说我对外公有多么深厚的感情，也许会有点不真实，我们之间相处的时间太稀少了。我只是很遗憾，为什么没有早点长大，早点去找到他，听他说说他的故事。
我做了那么多年的记者，2002年，我在亚特兰大见证着乔丹的风采时，他正在重庆乡下的房间里摆弄着他的唱针；2004年，我在采访当时如日中天的小皇帝勒布朗·詹姆斯时，他正在为了一棵花花草草和自己的弟弟大打出手；2005年，我在休斯敦，那一年火箭引进了麦格雷迪，姚明也踌躇满志想要开创大场面，而那个时候外公已经进入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了。
我记录了这么多故事，这么多人，他们的生命细节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机会坐在外公面前问问他，你究竟发生了什么，经历过什么样的故事？而这些故事，再也没有人告诉我了。
他的老同事回忆起来，都说他平平无奇。在牛棚里被罚扫厕所，每天累得东倒西歪，但他依然会在墙上画上好看的仕女——而那是他们回忆起来的，他唯一的特别之处。
从酒泉回去之后没多久，我虚构了一个外公的世界，写了一篇小说，名字叫《世界上那个比我还要难过的人》。写完之后我发现，我曾经以为外公就是我生命中无足轻重的过客，但是我没有想到，他好像留下了一圈一圈的涟漪。
我总是会忍不住想起他，想起那些谜。如果说绝大多数人的亲人离开了以后，会给他们的家属亲人留下一个所谓的记忆之碑，但是我的外公什么都没给我留下。
2021年，我创业失败。当时并没有想好下一步要做什么，所以我就去了家乡下面的一个镇——仙市古镇，一个特别美的地方。我想去溜达一下，想想自己人生的下一步怎么走。
我记得去的那天是个酷暑，那个镇子当时的情况真的特别像加西亚·马尔克斯在《礼拜二午睡时刻》中描述的：寂寞的小镇，无数条逼窄的小巷，家家户户的门都洞开着，有一种时光停滞了的潮呼呼的气味。
我看到一个破败的小卖部，有一个白发苍苍的头颅，特别无力地靠着一个躺椅。当时就特别奇怪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在那一刻，好像几千公里之外的那个传达室跟小卖部，融合在了一起。因为它们都是狭小的、窄窄的，似乎就容纳了一个人的一生。
我记得那一天是2021年7月15号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想留在这个镇上。我想留在这个从来没有被人关注过的角落，我也想去好好打量一下这些从来没有被人打量过的人。
就这样，我在仙市古镇一待就是一年多。这一年多我想努力地成为他们，我希望用他们的眼光去看世界。我跟他们一起吃饭，和他们一起去请仙婆、看他们做道场，参加他们的婚礼坝坝宴。
我努力地变成他们当中的一员，前后采访了一百多个人，最后记录下十二位女性的故事，也记录下她们关于生命、婚姻、家庭的感悟和看法。
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最早去仙市古镇的那一天，我想探访的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——陈婆婆，到最后快离开镇上之前，我才终于认识她。
她所在的那个小卖部，既是她营业的场所，又是她的卧室，还是她的客厅和厨房。那是一间特别潮湿阴暗的房间，甚至她的床都只是几个瘦弱的板凳搭成的。早些年是因为没有钱，后来她觉得没有必要。
其实第一天当地朋友陪我去探望陈婆婆的时候，她已经讲了很多关于她的故事。但是每次想要问她关键问题的时候，比如她开的那家在镇上闻名的“猫儿店”的事——猫儿店在我们当地指的是特殊职业聚集的场所——陈婆婆就会说：“啥子？我听不懂。”
那是属于一个九十岁老人的小狡黠，让我联想到几十年前另外一个老人的装聋作哑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觉得心里有一种暖暖的感觉。那三个月我每天都会去看她，我会跟她聊天，耐心地听她说话，帮助她的各种小需求，给她偶尔买一碗她想念的羊肉汤。
以至于一个月之后的有一天，我因为有事情耽误去得晚了一点，远远地就看到陈婆婆在坡底下，她的身影浓缩成一个小圆点。我到了以后，她就说：“我都望了你好几回了，你咋子才来哟。”
还有一天我跟陈婆婆聊着聊着，她摸摸索索拖出来一个木箱子，问我可不可以帮她一个忙。她说箱子里面有她做生意收到的一些硬币，她的儿女不愿意去银行给她换。
我就把那一大堆黏黏糊糊的硬币一个一个地洗干净，然后数出来，给了她五十块钱。然后跟她说，没关系，陈婆婆，明天我去帮你排队。她就特别高兴，感觉好像捡到了一笔意外之财。
那天下午她跟我聊了很多，我才恍然，原来那些“听不见”“听不清”不过是她九十年练就的生存智慧。那天，应该就是她“咔嗒”一下对我打开那个开关的时刻。
后来在陈婆婆零零碎碎地讲述当中，终于拼凑出了她的一生。
陈婆婆出身赤贫，她没有读过书，只会认自己的名字。她的父亲因为她妈妈生不出儿子，抛弃了她们母女几个，她们就只好挖野菜过活。
十八岁的时候，陈婆婆去外面务工，遇到了一个唱花脸的人。那个年代唱花脸的人赚不到什么钱，而且还会天南地北到处去接活。陈婆婆稀里糊涂跟他结了婚以后，大部分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待着。
他们在河边找了一个废弃的房子，里面什么家具都没有。后来陈婆婆怀了孕，还是一个人在那个房间里面，孤独地生下孩子，自己给自己剪脐带。生了两个孩子以后，花脸就失踪了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她改嫁给一个退伍军人，两个人一起打渔过活。军人是个残疾，却家暴她，哪怕她和哪个男的多说一句话，拽过来就一顿毒打。陈婆婆说，你别看他只有一只手，力气可大了。
喜欢喝酒的退伍军人后来出了意外死了，那时候陈婆婆还在月子里。接下来她又找了第三个、第四个男人，他们也都陆续死了。她前后经历过四段婚姻，但她从来没有过结婚证，也没有拿过什么彩礼。
陈婆婆一共生下六个孩子，没有依靠过任何人。为了养活这些孩子，她什么活都干，一个身高一米五几的女人，甚至去卖苦力。后来又做过各种各样的小生意，所有能赚钱的事情她都做，她就这样一分钱一分钱地养活着自己和所有的孩子。
直到五十几岁的时候，有个朋友和她说“你这样（开素茶馆）是不行的，你这样能赚到啥钱。”这就是猫儿店肇始。陈婆婆吸纳了其他地方不要的、那些年龄比较大的女性。凭借她的低价策略，把猫儿店做成了当地最负盛名、生命力最强的一家店。
她也借此一点一点地把钱攒够，给几个儿子每人都买了一套房子。一直到2019年，因为被派出所抓了现行，她被判刑两年。因为年龄太大监外执行，猫儿店才算关门。
很多人看了陈婆婆的故事都觉得很感慨，有相当一部分朋友会形容说，这才是：“女人，活着。”在她九十岁的人生当中，她几乎送走了所有跟自己关系最亲的人，她的爸妈、四个老公、大儿子，还有那些嫖客和小姐。
在陈婆婆的故事里面，其实远远不只是她自己一个人的故事。比如说她十八岁的时候出门去帮工，因为不会写字，没有办法给她妈妈写信。妈妈毛淑芬以为她死了，就沿着釜溪河一边喊她的名字一边哭。那之后没多久，妈妈就饿死了。
再比如曾经在她那里干过活的一个小姐。有一次到她这里来喝酒，还跟她聊到老公不争气，嫌弃她以前做过那种职业，而且还把她仅有的一点钱拿去赌博。刚哭诉完没有多久，那个女人回家的路上就被撞死了。
而陈婆婆从未拥有过富足的生活，直到现在也是每顿随便吃一点东西，偶尔还会把隔壁饭店的剩菜捡回来热一下就吃，如果小卖部每天能多卖出去一瓶水，几根冰棍，那就是她的“人生意义”。
和她聊天的时候，时常都会忍不住想起我从未谋面的外婆，和我那个奇怪的外公。今年《盐镇》出版后，在每个场合我都会被追问写这本书的原因。我其实并不想强行地去联系，说因为外公带给我的人生冲击，所以我想写这本书。
但我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，或多或少有一点如释重负的感觉。在盐镇的一年多，我采访了那么多的人，了解她们的生命故事，对各种形态的人生都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，说他们“托举了我的生命”一点都不为过。
外公的后事，是我的一个远房舅舅料理的。他告诉我，最后老头子的墓碑上写的就是简单的“魏公启骏之墓”。也就是说一个人，不管之前是什么样子，其实到最后就浓缩成一个简简单单的称呼。
但是在这个名字底下，他有没有爱过恨过，他有没有久别重逢过，有没有死里逃生过，所有这些东西都一并湮灭了。
前些日子我妈妈拿起来《盐镇》这本书，她看了一下，又放下去了。到晚上的时候她突然叹了一口气，感慨了一句“你外公，可惜没人了解他”。我只是看着她，我知道她大概是看见封面上的陈婆婆想起了外公。
后来我在《盐镇》的序言里写过这么一句话：她们默默无闻，终其一生被人忽略、被人遗忘。没有人知道她们如何生活——不是她们不存在，而是她们被忽视、被遗忘。而我只想给这满街的女人做个见证，让她们的悲喜被记录，让她们被听见，被看见。
如果说每一件事情都要找到一个缘起的话，也许可以追溯到最早的那一天，也就是在甘肃酒泉下大雪的那一天。也许在别人的眼中，那场雪是那样的洁白无瑕，但是在我的眼中看到的是每一片无名的雪花飘落的过程。
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两片雪花是完全一样的，也不会有两片雪花的轨迹是完全一样的。我记得那天有些雪花落在我妈的肩膀上很快就融化了，但是有些雪花它还会苦苦挣扎一下，才被虚无吸收。而我想做的就是尽我的所能，去记录下其中几片雪花飘落的过程。
谢谢大家。
易小荷老师的新书《盐镇》记录了12位小镇女性在婚姻和贫困中的妥协与挣扎，也书写出她们在命运捉弄面前的顽强与不屈，现已在一席商店上架，欢迎下单阅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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